人工智能技术深刻重构了基层治理的底层逻辑，同时也加剧了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在数字治理的初期阶段，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率，为基层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框架。然而，对技术标准化的过度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处理基层事务的灵活性与人性化，将每个独特的个体化约为冷冰冰的数字，一度使基层治理陷入困境。这种趋势与中国正逐步迈向个体化社会的特征相悖，产生了明显的矛盾。针对此，本文以青年群体为切入点，提出“技术赋能+情感联结”的治理路径，旨在缓解智能治理的“去人性化”，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实现技术与治理温度的融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重指出，要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作为党群联系的纽带，其稳定是国家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基石。青年群体掌握了数字技术的核心要素，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凭借其敏锐观察力、强大学习力及高效沟通力，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扮演情感动员的中坚力量，引领社区治理朝着更加人性化、高效化的方向迈进。
情感动员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路径，是任何时代都不能丢弃的传家宝，青年一代更要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情感动员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其理论根源可追溯至社会学与心理学中的相关理论。情感作为人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通过合理引导和利用，能够激发个体的积极行动，促进集体目标的实现。这一治理方式的实现路径早在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上有所体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和需求。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将法治、德治、自治有机统一，推动基层治理从刚性管理向柔性服务转型的典范，在地化解决矛盾的过程既注重法律规范，又兼顾人情关怀，形成有温度的治理模式。新时代以来，“枫桥经验”多次被写入中央文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标杆，持续强调制度化、专业化和群众路线的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凝聚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与技术治理的智慧，为基层治理注入活力，成为公共政策生活化转型的话语依托。青年以贴近群众的情感优势和创新意识，将“枫桥经验”转化为解决基层问题的具体实践，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实践经验。比如江苏连云港的海连社区的青年干部，通过“敲门行动”，走访1500多户居民，一事一办，累计解决千余件民生问题，成功以情感纽带提升社区凝聚力。安徽天长市秦栏镇青年志愿者深入挖掘当地孝文化，组织孝亲文化体验活动，通过“孝星”评选、信用激励等方式引导居民赡养老人，由青年志愿者牵头编写的《孝泽秦栏》等乡土教材，将孝老爱亲行为纳入信用村建设指标，以情感共鸣推动乡风文明，拓展文化融入基层治理新形式。青年作为情感动员的主体，其优势在于能够与社会现象和治理对象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他们善于运用自己的同理心，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从而建立起与受众之间的情感联结。不仅有助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还能促进居民之间的和谐相处，强化了社区的内在联系，为解决实际问题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技术赋能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是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核心动能，青年一代更需主动拥抱新技术、倡导技术向善，让技术的温度可感、可知、可及，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青年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力。他们善于利用新媒体和新技术手段，将情感动员的信息迅速传播出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这种影响力不仅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还能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首先，当代青年是网络的原住民，具备天然的数字化生存优势，是技术的创新主体和传播枢纽。他们依托数字技术构建起立体化参与网络，将技术工具转化为治理效能。比如，通过大数据预测网约车、外卖骑手等易出现交通风险的时间和空间点，助力优化平台管理，将平台数据与基层社会治理系统打通，实时了解服务群体的整体状态。通过在社区搭建智能化的一站式基层社会治理平台，协调处理老年人、青年人、儿童等不同居民群体的多方利益诉求。参与算法优化、协助开发智慧养老平台，降低了老人意外风险的发生率。青年群体以数字化创新能力引领社会治理智能化转型，在技术赋能中释放青春智慧。其次，青年在基层治理中的技术向善问题，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比如，通过物联网设备对独居老人的安全监护体现了技术伦理中的关怀原则，是将“差异补偿”理念转化为数字时代的弱势群体保护机制。同时，技术向善的伦理自觉表现为对数字正义的价值追求，使技术工具成为分配性正义与承认性正义的双重载体。这种技术治理范式，既体现了工具理性对治理效能的提升，更彰显了价值理性对社会公平的守护。最后，技术温度的可感知性、可及性体现为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公共服务数字化变革带来了民生领域的优化，推进了公共服务机构的资源更易获得。弱势群体的权益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大幅提升，助残、适老设施的使用极大改善了特殊人群的生活质量。数据普惠在信息技术下沉的同时，让更多处于偏远、贫困地区的人们共享到国内外的人类文明成果。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最终要践行平等化机制，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工具效能与伦理导向的人文温度的双向互构。
构建可持续的情感动员生态是实现治理效能、创新社会治理范式的韧性纽带，青年群体亟需深度参与情感动员机制建构，将其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柔性生产力，筑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精神内核
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构建技术与情感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已成为破解基层治理矛盾的关键。这一生态的构建需从制度创新、能力建设与生态优化三个维度协同推进，既要增加技术之外的人文温度，也要激活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最终形成“协同共治、代际共融”的治理新格局。
在制度创新层面，需以“技术—情感”协同框架重塑治理规则。在实践中，多个社区开始尝试建立青年主导的志愿小组，负责调试社区智能管理系统，约束技术工具过度理性化的倾向，保留一定比例的人工干预通道，确保居民情感诉求不被数据逻辑淹没。同时，推行社区创客孵化项目，整合政府、企业与高校资源，形成数据平台、数据交互与技术人才的协同供给链，为情感动员提供硬件基础设施支持。这类制度设计既回应了技术治理的效率需求，又通过伦理规范与资源整合机制维系情感动员的公共价值导向，为青年参与治理搭建起坚实的政策保障体系。
在能力建设层面，需锻炼一支具备技术素养和领导力人格的复合型青年队伍。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基层治理的背景下，青年群体既需要对标国际视野下的数字素养框架，又要扎根本土锤炼综合能力。“既要又要”的现实张力给青年提出了以“技术—伦理”双轮驱动为核心的更高要求。从技术素养维度看，青年需在数字技能与伦理意识间建立平衡。国际通行的数字素养框架强调数据标注、模型调参等硬实力，而我国基层治理实践更要求将技术工具嵌入社会伦理语境，避免侵犯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避免对弱势群体的算法歧视。这种“科技+伦理”的协同培养模式，既符合全球数字治理趋势，又契合我国“技术服务于人”的治理导向，使青年成为算法优化与人文关切的“双向校准者”。
在生态优化层面，需协同建立个人—家庭—社区—国家联动的共荣系统，让青年成为代际传承与系统衔接的核心层，持续为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动能。生态优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发展链条，既有个人行为范式的革新，又牵涉到家庭单元功能的激活，关乎社区共同体的建构，对接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个体化时代的到来，需要青年率先践行数字生活方式革命，以这种个体层面的觉醒为系统性优化奠定实践基础。在代际对话的过程中，青年更应发挥对上衔接父母长辈、对下教育子女幼童的作用，通过家庭场景实现技术赋能与情感共鸣的融合。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元，构成系统优化的关键支点，成为社区基层治理的网络节点，也是情感传递和动员的有效载体。在中国人传统的家国观念中，国与家休戚与共，青年作为嵌入社区的一分子、作为家国的中间介质，起到传递主流价值、凝聚共同体的作用，通过价值引导、集体记忆塑造等机制贯穿国家治理的内核。
来源：《中国共青团》杂志2025年第7期
